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2008.7

[日期:2013-02-23]   来源: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作者: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阅读:2554次[字体: ]
 
 
生 态 经 济 通 讯
 
 
 
第7期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主办     (总第204期)    2008年8月10
 
 
 
目 录
 
生态经济学理论与发展研讨会发言汇编…………………   1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致贺叶谦吉教授百岁诞辰……………   10
生态经济信息选录………………………………………… 10
 
 
 
 
 
 
 
 
 
 
生态经济学理论与发展研讨会发言汇编
200712月1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重点学
科组共同在京举办“生态经济学理论与发展研讨会”,现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连载在2008年第7、8期《生态经济通讯》上。
 
滕藤:生态经济的实践和发展,我国应该说在全世界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力度,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面积的山地,能做到目前这样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那么除此以外,尽管我国去年没有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但总体讲,现在关闭的中小型火力发电站、关闭小的矿山,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总的来说,我们会进入一个生态经济的实践阶段。我想现在关于实践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当然我们的缺点和差距也很大,真找找问题也不少。锦涛同志报告里就讲了八点差距,这八点差距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相当重要和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我希望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态经济学会为了推进我国国内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就建议开一个小型的会,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个题目太难出,肯定大家意见不一样,要是在更大的范围讨论,收都收不拢,所以我们总希望既让大家畅所欲言,又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意见,这样我们今后才好开展工作。总之,我深切感到,如果现在我们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跟不上的话,对我们的实践,对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把问题树立一下,看起来,今天上午李周和郑易生两位同志谈的好像不是一回事,两种不同内容的发言,但我觉得有内在的结合点、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徐嵩龄同志刚刚提的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就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不是一回事。这个观点不仅仅他有,不是说我赞成他的观点,实际国际上就有不同的意见。刚刚老徐谈了皮尔斯、汤森斯及奥顿不一致的意见,现在,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涉猎生态经济,生态经济学。那么这两者不同,我觉得它们可以不同,但可互补。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划分,在我看是这样,科学是一个整体。我们应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它是一个整体。但是你
要研究它的整体,你必须把它的各学科的分支,从各个侧面把它研究清楚。你才
                                       
※该会议进程中,由于录音故障,仅录制了部分同志的发言。录音整理中,由于该刊篇幅所限,部分同志的发言有删节。请谅。
能把这一自然现象,或者说这一科学,或者经济社会的运动规律搞清楚。社会科
学也是这样,它作为科学来说,一个社会经济整体来说,搞社会学的人和搞经济学的人常常切入点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所以我不排斥大家从多角度来进行研究,多角度就必然要分学科。我觉得生态经济学跟环境经济学最根本的不同点在哪呢?我的看法是这样,不只是我的看法,从一开始汤姆森他们这些人提出生态经济时就明确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生态经济它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生态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兼立的科学。随着社会经济自然运动的发展结果需要有这样一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简单来说,它是研究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经济运动规律和生态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你就不能仅仅是把框框局限在经济学的理论范畴,跟我的不相同,一律不予考虑。你也不能说生态学只研究大自然,我不研究人类。现在生态学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人类中心说”、“生物中心说”、“生态中心说”等,搞生态学的学者把人看作生物的一个物种,而生物又是大自然的整体的局部,地球宇宙的运动在没有生物之前就有,随之慢慢出现生物,生物慢慢就出现人。人这个生物已经和猿猴告别了,既然人影响自然,你当然要研究这一块。生态学里面也不是说完全排除人,只谈自然,只谈生态,不涉及人,不涉及社会运动,这也不行。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只研究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生态运动和社会经济运动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而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在经济学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一直把它纳入经济学的轨道,它是把许多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都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一种稀缺物资,那么以市场经济观点来看,我怎么样把外部的东西内部化,内在化,按照原来的办法来处理问题。你说这种处理不允许恐怕也不合适,应该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但是一定范围一旦超出就麻烦了。今天郑易生同志分析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也很有意思,ABCD如果你只考虑AB不考虑CD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经济学是主要考虑AB,CD不考虑,它实际上是没有考虑,或者说是弱化考虑。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你不能只考虑AB,不考虑CD。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再展开一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ABCD的关系结构不一样,西欧能行得通的问题,不是说在印度或中国都行得通。这两天我刚看报道,印度已经明确取消诸国联合行动系统,潘家华等同志一同讨论的这套东西,我印度不适用,我无法接受,没办法。我想来想去,印度比中国还要困难一些。中国可以打打太极拳,印度连太极拳都打不了。所以,许多问题的答案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所处的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有些问题确实有一个时间的问题,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是在历史长河的一定阶段形成的一个学科。也有一个空间的问题,当今世界三分之二是不发达国家,全球贫困人口占多数的。你包括研究贫困地区,这边能解决的问题到那边就解决不了,这边能用的办法那边不一定能用。很多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你需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仅仅从一个学科体系来考虑一个问题不行。一定要结合实际,结合中国的实际,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我不是说国外的理论,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分析方法不要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只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观点也好,方法也好,当然我的价值观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个不能硬套。但你的观点有益的,你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应该拿过来。不要搞两个极端,绝对的货币化是很难啊,今天老郑讲了很多他的困惑,但如果不货币化就纳入不了这个体系。但是货币化根据什么原则来货币化呢?这里面总有很多简单化的东西。如果去除的是非本质的局部性的东西,那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去掉的是本质性的、不能去掉的东西,这样的货币化当然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不是绝对的。我们都看到了,过去GDP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压倒一切的绝对标准。仅仅过了几十年,GDP产生了很多问题,必须加以修正。生态环境方面的修正,社会保障方面的修正,没有这些修正就不行。但能说GDP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吗?也不能这样说,很多比较还是要用到GDP。所以我说GDP 也可以用,货币化的方法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但是我们头脑一定要清楚,它反映了什么问题,他抹杀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抹杀,这个要分析。在中国的现行条件下抹杀还是不能抹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最近我感触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三峡问题,另一个是二氧化碳减排问题。这两个问题已不止是学术问题,而上升到政治问题了,而且是美国和西欧联手来压我们。昨天和前天这两天,郑永年——诺丁汉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看写得蛮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为什么现在美国和西欧要联手来压我们,而且有些对他关系不大的事也要干预,硬往中国身上扯。那就是看到中国这段时期的发展使他们相当受到震动。尤其是德国老二要变老三了,德感到紧张。过去中德关系一直比较好,德现在来个意识形态化。对于这种问题,你就不能不留点神,到底怎么看,许多问题到底该怎么讲。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不重视,不注意节能减排是不对的。最近,国务院很强烈的把节能减排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减排指标只有二氧化硫,但实际上二氧化碳问题不能不予以考虑。三峡建设的水电电利相当于减少了亿吨二氧化碳,这个能否定吗?如果不建三峡水电工程而建那么多的火电站,那就要排放上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个算不算是三峡的成果?算不算是中国在减排二氧化碳上所做的努力?我看应该算,西方大多数人不见得就这么看。西方比较冷静、客观一点的人也许会这样看,因为联合国某些处理实际问题的人不能不这么考虑,但有些西方舆论可不是这个导向。有些问题是学术问题,但被政治化了。所以这种问题我们就要冷静了。当然三峡建设会造成一定影响,但人们就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三峡没有修以前,我这个年龄的人当然印象很深了,两次长江航道就在三峡附近被泥石流阻断了,长江不通航了。这么大的泥石流,怎么修了水库就可避免。所以潘家峥院士非常动情地讲了那么一大段,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不看到这个就攻三峡?不是说三峡不存在各种问题,但那种攻法就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许多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系统,至少是一种理论观点。而这种理论系统,理论观点,我觉得是应该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李周同志讲他们做了哪些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从某一个具体任务出发,但力图把它和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我们不是光做政策研究,社科院嘛,我觉得光做政策研究不够,我们除了能做咨询工作以外,还能从实际出发总结上升到理论。李周同志刚才讲到,他的研究面很宽,有水的问题、有森林的问题、有渔业的问题,方方面面,但总体来看,这是生态问题。这是生态经济问题,这是涉及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要从生态经济这样一个理论的角度或者说是理论的高度来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总的看法,事情就麻烦了,那就只能是杀鸡用鸡刀,杀牛用牛刀。如果有一个总体的观点,就可以把方方面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你是在做生态经济方面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在做退耕还林。退耕还林的意义很大,你怎么纳入这个整体。我觉得要有从具体问题出发研究,然后上升到总结理论。我觉得目前中国比较倾向于立足于科学发展观来建立我们的理念、理论观点,如果说建立理论体系也许还不大容易。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总结了我们三十年来高速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提出经济发展不能又快又好,必须又好又快。核心是以人文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增长与发展,刚才徐嵩龄同志也谈了,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了,不能用简单的增长或者说经济上的增长来涵盖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首先我们得把这个定位弄清楚,不是从经济学的需要,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的需要。我们要强调发展,但发展必须以人文本。如果不以人为本,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某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效率和公平问题,怎么可以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在经济学的问题上如果完全不讲公平,那就麻烦了,对中国至少不适用。需要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考虑,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有一个合理的考虑和思路,这样才行。一定是要以人为本,一定是要全面协调,一定是要可持续的发展。把这三个重点统一起来,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至少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不讲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多内容,还有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理论体系。我想,十七大报告锦涛同志代表中央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对发展生态经济理论的极为有利的形势和支持。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方向来做。还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这个有点区别于“生物中心”、“生态中心”,怎么和以人为本统一起来呢?最近看到一篇蛮有地位的同志,喜欢讲讲理论,讲了自己发表文章中的一段内容,现在国际上有三种理论:有“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物中心论”,他说我们应该想一个办法把它整合起来,整合成一个观念。怎么整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范畴里,应该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活动本来就是人的活动,现在说二氧化碳多了,大气变暖了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我们只谈这一部分,其它自然规律还有很多,像太阳黑子、辐射强度、大气运动等等,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这一块,这块要是明显超过应该有的范围,就必须加以制止。以人为本是指社会经济活动而言,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我觉得还是要强调“生态中心”。因为它是个整体,我们研究的毕竟是局部,它是管长时间的事情,是以地球来纪年的,我们这是以实际或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考虑的问题。总之我觉得“生物中心”这个问题,生物多样非常重要。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对我触动很深,发现非洲的白蚁肠道里能够分泌一种酶,可以把木材转化为糖。我们知道木材被白蚁吃掉,就可以转化为糖进行繁殖。我们能不能把这种酶提取出来,加以人工培植,我们把木材变成糖,粮食和土地短缺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可以利用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来进行这样的转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白蚁,如果我们能学到这一点,生物能源的供给问题就能跨进一大步,生物多样性还是非常重要的。但过分夸大不行,生物本身就是在宇宙运行中适者生存,不适应就慢慢消灭掉了,适应就慢慢生长起来,就是这么个过程,如果你现在还是恐龙世界我们怎么受得了啊,人和恐龙争霸不可能的事情啊,恐龙不适应当时的外部环境变化被消灭掉了。我们现在保存的东西,像银杏树古代就有,但它很有用,入药能够治眼睛,因而可以保存下来。总的来说,怎么整合,不要否定以人为本,这样ABCD才能统一,如果不以人为本,我觉得老郑的四种考虑就无法统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纯经济学考虑纳入科学发展观的整体范围,这样就合适一些。所以我的总体想法就是完善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且这个理论研究应该是与实际相结合的。李周今天讲的路子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将每一个做的事情归总到生态经济这个角度。而老郑考虑的像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和大气污染问题及以生态经济的角度怎么看待三峡建设,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应该明确回答,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世界上把这个大坝问题吹得那么厉害,这个不行,那个有问题,哪一个大坝证明了确实是有问题?哪一个是你拆掉了的?不是都还在那运行吗?真的有点问题加固一下,处理一下都可以嘛,不是说就一定不行。所以我想总体的说,这一类问题,水电、火电争论几十年,中国争论到后来右派打了那么多,毫无道理,学术问题你那么争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反对水电干什么呢?但是说水电确实是很难一下子见效的,短期见效的你还得靠火电,靠煤,但靠煤发电的结果就是二氧化碳增加那么多,污染那么严重,怎么办?水电还是最清洁的。许多对我们有利的拿过来,但不要跟着外国人跑。我不就是生态经济学康赛思派,也不就是环境经济学皮尔斯派,我们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我们自己的生态经济学理论观点,最好是能形成理论体系,来回答三峡问题,回答二氧化碳减排问题,这样我们生态经济学干起来就比较踏实,底气也就比较足了,不然这个攻你一下,那个攻你一下很难受。我就是说这么个意思,目的是把今天上午讨论的内容稍微梳理一下,不妨碍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我很担心,全国开一个会,把那几大家都请来,得吵得一塌糊涂。我就希望大家在这把什么意见都说说,我们回过头来再考虑考虑再研究研究,归纳归纳整理整理能不能形成什么观点,就这些。
何乃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均有个发展过程,八十年代初,许涤新同志提出要建立这个学科,许老提出,组织编写了一本《生态经济学》,试图建立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当时是初步建立理论框架。以后相应的部门生态经济学产生了,主要还是从农业自然资源的几大方面先产生的,当时我也主编了一部《农业生态经济学》。上午徐先生也讲了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关系,这是一直有争论的问题。但是走过来看,生态经济和环境经济在中国还发生了谁大谁小的问题、谁服从谁的问题,这个都有争论,但是没有结论。生态是从农业自然资源开始研究的,最后扩大到人类的生态问题。环境经济学实际就是在工业社会,工业发展中形成环境污染及造成工业发展负效应方面进行研究。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西方开展的比较早,具体的方法及理论相对比较完善。但就生态经济学而言,西方学者到八十年代都不知道。所以我感觉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光有理论框架和设想不行,还要结合具体问题来研究,来充实生态经济的概念。仅仅东敲西打的研究具体问题,我看是不行,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所以这些方面应该结合好。从我个人讲,对生态经济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是从生态预警研究开始的,就是造舆论,讲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与影响,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感到生态经济理论是这么几个大的框架,一个生态赤字,也就是生态欠账,这个西方学者研究就是生态租借,我看有一个不足,就是缺乏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相通。生态租借的评估自然化太多、主观性太强。不同的人同样进行生态经济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还是不行的,主要是以对自然评估为主,价值评估缺乏客观性,主观性太强。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生态建设,生态问题的解决,完全靠市场经济那套办法不行;最后要落实到价值评估上,因为它社会公益性太强。第三部分是生态文明,这次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将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互补进行发展,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今天从一开始就讲长江,就牵涉到三峡工程建设,感觉到西方攻击它也是有情可原的,你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攻击你攻击谁。但是三峡本身,也有些问题值得注意,特别是长江问题,这两个问题要区分开。对西方的攻击,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驳斥。其实三峡的效益还是很大的,这些年来,三峡对旱涝的调节还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没有三峡大坝来调节水流,肯定长江的航运就快要停了。正因为有调节,大坝对洪水对干涸都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三峡工程的有利性在发电上就更没的可说了,用不着西方提出个什么问题,就围绕他的问题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三峡的作用。特别是有些问题有相同性。西方叫嚷的是不好听,特别有攻击性,但其中确有问题存在,值得我们警惕。比如三峡工程上游的污染问题就值得注意。这就需要生态经济和环境经济工作者通过实际工作分析解决这些问题。许多问题不只对国内,对世界也有很大关系。生态经济学应该尽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就是我的初步想法。
先生:我正在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对生态经济学理论很感兴趣,现讲四点内容。第一,关于不确定性问题,该问题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之后就对整个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九十年代前后,对我国产生了一些影响,包括混沌理论的非线性分析,国际上这种思潮已经开始明显的改变着当代经济学的结构范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特点,不确定性是其本质的规律。大概三年前,我国翻译了美国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写的一本书,鲁宾是是美国高盛总裁,后来克林顿把他招到白宫,当了财政部长,他干了不到一任,大概三年半到四年的时间,成绩是很好的,但他不愿干了,又回到高盛当执行董事,他一生在金融界和政界发展。他这本书开头就是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性。”实际上生态系统、环境系统有明确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不参与京都议定书,他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这个问题有严重的不确定性。到底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多大的影响,到底人类的碳排放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都是不确定的。原来我是参与过这方面研究的。能源技术的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使我们的能源供应发生了什么变化,都还无法判断。很多以前认为不能开采的石油现在也能开采了,包括滕老师讲的蚂蚁分泌酶,如果我们学会了,那将对生物研究的发展有更大的飞跃,但这些问题都是不确定的。环境系统本身有严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阻碍我们及时采取行动的最根本的因素。小布什就这一个理由阻挡了京都议定书的执行。但问题是,这个世界本身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通过研究达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就推迟对这个世界的防范。可以举个例子,不确定性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贡献就是保险业,国际上已经有人用保险的思路来研究气候变化。保险这个行业能够产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未来一定不会生病,他是不会买保险的。反过来,如果人一定会生病,保险公司也不会卖给他。社会的运动和人的发展都具有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保险这个产业才能产生,但这个产业产生有很大好处,第一,它把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由于参与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操作挣到钱了。促进了国家的GDP增长,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对人类是有好处的。但目前我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也看到这种不确定性了,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不够发达,没有及早采取行动。及早采取行动成本是最低的,这种思路就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不确定性就是世界变化以及生态经济学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限理性和理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学领域一个受到重大冲击的观点,就是在主流经济学里都是强调个人理性的,就是要求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分析都是基于这个系统的。但在国际上这个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抨击。在国外它已经不可能成为主流系统,但在咱们国家还是大量用这种系统来分析问题。而这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假设个人理性是最基本的价值观的话,生态经济是无法研究下去的。我最多考虑的是我和后代人的公平,那后代人和我自身的利益比起来肯定要变成我自身的利益最大。如果以个人理性为最终的价值理念,代际公平是很难实现的,也不可能实现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污染转移问题。对一个省而言,它的理性就应该将污染转移。实际上国际上对有限理性的呼声是很高的。行为金融学对于传统的主流金融学重大的挑战就是理性的挑战,他们认为人类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是有限理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给小费完全不符合理性,你为什么要给小费呢,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讲给小费是解释不通的。这种事情在经济学里会碰到很多。有限理性,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最典型的,大家都说中国股票市场泡沫非常多,因为中国股民的非理性非常强,这绝对说明理性不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遵循的原则。从理性中可以看到研究的数量化问题。咱们国家有个特点,经济学研究在八十年代常常是定性研究,这几年数学分析工具越来越多,大家把数学分析作为我们研究事例的重要表现。但国际上对数量经济学的批判非常深刻,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是非理性的,你在用理性工具分析的时候,你的假设、对参数的选取其实也是非理性的。在选择参数时,人没有理性的依据,带有主观性。这在生态经济研究中,问题就十分严重。郑老师今天上午讲,在做环境评价时,如果是严格的理性,可能评价没法做。因此国际上越来越重视有限理性的研究,有时主观体验是很重要的。在环境经济学中,一个人对环境问题的承担能力有时是不可能用数字方法表现出来的,可能更强调主观的感觉,不可能脱离主观体验来研究问题。对于我国,如果完全用理性的角度研究问题,可能研究不下去。就像郑老师讲的,除非你生了病,去医院看病花了药费,你才认为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影响。第三个问题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就是金融对环境的影响。这原来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环境系统是外部系统,大家以前不会认为它与虚拟系统有什么关系。就像气候变化对人真正的严重影响可能在二十年之后。但金融系统却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造成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它是个虚拟系统。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提到过虚拟系统的重要性,但这方面国内的呼声并不是很高。我现在正在研究环境金融,按我对国际上的了解,虚拟经济实际上是按金融的系统解决生态的问题。虚拟系统的价值在哪儿?这也涉及到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和将来经济学范式的重大转变,就是均衡性的问题。咱们现在搞经济模型,都认为经济系统是趋向于均衡的。趋向于均衡是好的,而且从长期看必然会趋向于均衡。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可能是没有什么人质疑的,但是现在国外对这种观点的质疑是非常严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从来没有出现过供和求完全相等的时候,从没有在均衡点上待住,它只是有可能在某段时间内趋于均衡点,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背离均衡点的,虚拟系统的力量在背离的时候。不知在座有没有炒股票的,炒股票什么时候能够挣大钱呢,它靠的是股票价格远远背离价值的时候,这种脱离、远离均衡点的功能在金融市场上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国际上利用金融衍生品去研究环境融资问题是一个热点,这个问题是应该关注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多,我只报告一点,真正要把环境问题搞好,要改变人的价值观,价值观改变有很多方面,教育是一方面,我只说生态设计问题,我在离开社科院前就曾想研究这个问题,后来因为其它原因中断了。税收不只会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生活的消费。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燃油税,如果我国把燃油税加上使一升汽油高到十块钱,大家对汽车的消费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模式。税收要从生产环节转到消费环节,生产环节主要针对收入征税,这在国际上是不公平的,也就是你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高你交的税就越多。如果把税收从生产环节转到消费环节,消费包括生产环境的消费,从工业环境讲,由于工业方面的税收减少了,大家会很认真地干活,但由于消费要交税,税收产生的作用会很强大,可能会对整个经济生活模式产生改变。国际上对税收由生产征税转向消费征税,转向对生态、资源、环境的征税也是个热点。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致贺叶谦吉教授百岁寿辰
尊敬的叶谦吉教授:
欣闻您百岁华诞,作为与您一生奋斗的事业最为密切的学术团体——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一名学科的开拓者,您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深深敬仰!作为一名常务理事和顾问,您为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长倾注了心血,我们铭记在心!作为一名学人,您在99岁高龄还亲自撰写学术论文,我们十分感动!作为一名教授,您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今桃李满天下,我们为您骄傲!
值您百岁寿辰,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同仁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生态经济信息选录
生态文明视野中消费观的生态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环境问题即消费问题,因为人类的消费行为时刻都在对生态环境产生着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类高消耗的生产方式、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对待自然功利化的价值观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要从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消费理念更新做起,建设生态文明。
    消费观的生态需求的要点是主张消费者购入对环境负担小的商品,不购入对环境造成负担大的商品;人们不再以大量消耗资源的方式来求得生活的舒适,而是为保障舒适生活的持久稳固自觉地节约资源;公众在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时,会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利益。这种全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有着深厚的伦理意蕴。
    第一,消费观的生态需求是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利于生态文明理念模式化。生态消费体系要求人们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在自身的生产、消费活动中积极而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
    第二,消费观的生态需求要求人们过节制物欲的简朴却丰富的生活,利于资源节约型社会消费方式的肯定。生态消费理念挑战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消费观念,主张人们去过简单而富有生产成果生活的消费方式是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
    第三,消费观的生态需求引发了人的生存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新思考,利于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的提升。生态消费追求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以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为宗旨去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
    第四,消费观的生态需求倡导适度消费与精神丰富的统一,利于人类消费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追求。生态消费理念表达了人类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索,把尊重自然界,注重人类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等需求的满足作为消费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
    第五,消费观的生态需求视生态环境为人类生存共同的物质基础,利于代际消费公平理念的形成。生态消费反对消费引起不必要浪费的产品,反对资源浪费,要求人们的每一消费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到在当代各地区、各国人们之间利益上的公平性。它体现了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的思想。
    第六,消费观的生态需求强调人类要超越物质享受的自我实现,利于资源节约型社会人的消费责任意识的全面发展。生态消费要求行为主体拥有高度的自控与责任意识,并对那些不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和有害于环境的消费行为做出自愿的放弃和限制。
消费观的生态需求,让我们看到了生态文明在物质需求层面实现的路径,那就是人们的消费需要及其满足完全可以通过生态需求的价值导向,坚持文明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反对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中国环境报)
全球四分之一哺乳动物濒临灭绝 栖息地减少和狩猎活动是导致哺乳动物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据新华社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0月6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会议,发布一项哺乳动物调查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哺乳动物中1/4濒临灭绝。
  这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2年来首次发表此类评估结果。
  此项研究耗时5年,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对全球已知5487种哺乳动物生存现状展开调查。
  项目带头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员扬·席佩尔说,调查结果表明,不少哺乳动物生存状态“凄凉”。
  研究报告说:“据估计,1/4(哺乳动物)种群濒临灭绝,一半正在消亡。”
  研究表明,处境最为危险的是灵长类动物,也是和人类关系最近的哺乳动物。
  超过100名科学家联名撰写研究报告,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栖息地减少和狩猎活动是导致哺乳动物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全球44838种动植物中,16928种面临生存危机,比去年增加16306种。其中,1/8鸟类、1/3两栖动物和70%的植物面临危机。研究人员担心,188种哺乳动物处境极度危险,随时可能灭绝,其中包括伊比利亚猞猁。全球现存成年伊比利亚猞猁数量仅84到143只,是世界上现存数量最少的物种之一。同时,大约450种哺乳动物先前被认为毫无灭绝之忧,但现阶段数量急剧下降,列入有灭绝危险的种类,比如袋獾。生长在澳大利亚的袋獾过去11年来数量剧减了64%,原因之一是不少袋獾罹患一种面部癌症。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安德鲁·史密斯说:“如果全世界哺乳动物有25%都消失,地球会变得非常贫瘠。”“我想,应该考虑留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朱莉娅·马顿·勒菲夫说:“在我们有生之年,数以百计的物种将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消失……现在必须为将来设定明确目标,扭转这一趋势。”研究人员强调,尽管许多哺乳动物面临灭绝威胁,但可以通过努力挽救它们。包括黑足雪貂在内,5%的哺乳动物一度被划为濒危种类,但经动物保护组织救助,现阶段数量稳定,甚至有所增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项目负责人珍妮·斯马特说:“我们等得越久,防止将来(物种)灭绝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我们现在知道哪些物种面临危机,危机是什么、在哪里,因此没有理由继续无所事事。” (中国环境报)
“十一五”污染减排尚未完成任务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李禾)截至目前,我国“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仅完成了3%%左右,特别是水污染物减排10%%的任务只完成了2.3%%,在剩下不到三年里要完成7.7%%的任务,实现水污染物减排目标的任务将更艰巨。这是水专项领导小组副组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今天举行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第三次领导小组会议上透露的。
水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仇保兴说,水专项的基本目标是要解决我国水污染重大技术瓶颈问题,为“十一五”水体污染物减排、国家重大治污和水质改善工程与规划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水专项将注重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从源头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全系统的集成创新,突出开发适合我国特色的“高效低耗”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及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水专项管理办公室主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强调,为推动水专项成果能尽快转化和形成水污染治理的生产力,水专项还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模式,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据悉,“十一五”期间,水专项将投入112.66亿元,2008年在涉及“三河、三湖、一江、一库”等重点流域的资金投入为11.04亿元。截至目前,水专项已完成了80%%项目及课题实施方案的论证工作。
温家宝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专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专访。卫生部长陈竺、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等在座。《科学》杂志由托马斯·爱迪生创办于1880年,是目前国际科学界影响最大、读者最多、发行最广、最受科学家重视的科学类专业学术期刊。艾伯茨是著名生物化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现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2008年3月起担任《科学》杂志主编。访谈内容如下:
  温家宝:我非常高兴接受这次采访。我想先说两句话:一是如果我不从事政治的话,我也可能成为一位很好的科学家。二是在我从政这几十年当中,一直没有离开过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我认为一位好的领导者,是应该具备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的。我今天把您作为朋友,倾心交谈,我们彼此之间都不必拘束,您可以问我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问题。
  艾伯茨: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首先我想对中国的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发射表示祝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多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果。最近一期《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介绍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不仅减少了棉花杀虫剂的使用,而且也减少了附近其它农作物杀虫剂的用量。
  温家宝:在10年前没有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时候,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死不掉。自从我们实施了棉花转基因工程后,棉花不仅抗虫害能力增强,而且产量也提高了。因此,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艾伯茨:我祝贺中国在这一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曾经联合一些科学院和研究机构,试图将科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农业领域。您知道,转基因作物在欧洲遭到强烈抵制,从而影响这一重要技术在非洲广泛应用。
 温家宝:不要把转基因这种科学同贸易壁垒联系在一起,那就会阻挡科学的发展。
艾伯茨:您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赶赴灾区,对中国应对灾害产生了巨大影响,
您也因此蜚声世界。您是否能进一步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应对地震灾害的,以及中国今后将采取哪些防震减灾的措施?
温家宝: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因为这次地震震级高,烈度大,北京也在晃动,我的办公室也在晃动。作为总理,我组织这场抗震救灾工作,主要是出于我对人民的热爱。但是,科学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地震后,一系列数据:震级7.8级(后经校正为8.0级),烈度最高11度,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让我很快就知道这场灾害波及面广,受灾严重程度深。我决定立即到现场,我清楚地懂得“黄金72小时”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一天对拯救人的生命的重要性。简单地说,就是越快越好。人们需要信心、冷静、坚定和勇气,这都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和强有力的指挥。我的指挥部就设在地震中心地带的马路旁。我当时布置工作,第一是救人。早一点把受伤者从瓦砾中救出来,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命。一定要尽快派人进入震中地区、灾害最重的地区。这就需要打通道路,并且紧急调配军队和专业救援队赶赴灾区。在三天时间内,我们调集了10多万人,从废墟中抢救出了8万人。第二是加强地震监测,预防余震。动员群众从家里出来避险,同时调运大量帐篷和物资,安置好群众生活。第三是预防次生灾害。由于这次地震太大,出现了上百个堰塞湖,其中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积水量超过3亿立方米。一旦溃口,将威胁绵阳等大城市以及沿线的几百万人口。我多次赴堰塞湖现场,和工程技术专家一起组织研究技术方案,确定了安全、科学、快速处理的方针。我们成功地处理了世界上最大的堰塞湖,无一人伤亡。这次地震是印度板块向北俯冲,造成青藏板块向南东俯冲,地震区处在龙门山断裂带,断裂西部向东仰冲,然后向北东走滑。经过精确测量,震中地区地壳水平位移1.5米,断层的东部下陷70厘米。四是防疫。地震死亡人数超过8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防疫非常重要。我们确实做到了灾后没有发生大的疫情。我再回到开始时说的那两句话:抗震救灾一是出于对人民的热爱,二是要科学地进行组织领导工作。
  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余震33000多次,其中6级以上的余震达8次。在这样一个地震活动地带如何恢复重建?我们从当地的地质地理状况出发,将重建区划分成3种类型。一是适宜重建区,二是适度重建区,三是生态重建区。地震是不可抗拒、破坏力很强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要加强严密的监测预报,避开地震断裂带进行重建工作。这涉及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几千万人口,要逐步恢复这个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艾伯茨:在这个地区重建的建筑物是否将采取特殊的建筑方式,以具备更高的抗震能力?
  温家宝:建筑的安全对于预防地震灾害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强度和烈度来制定房屋建筑的设防标准,特别是对那些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要采取更为安全的措施,使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安心。选址非常重要,要避开断裂带。
  艾伯茨:在一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抗震救灾工作,从报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在应对灾害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还了解到中国各地的人们奔赴灾区做志愿者的情况。整个事件让美国人民对中国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温家宝: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在第一时间将地震的消息向全国乃至世界宣布。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人民。人们要知道还有没有余震,什么时候发生余震。我们要告诉他们避震的方法,并给予妥善的安置。
  艾伯茨:中国正在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但是我们不了解科学发展观的确切含义。您能否解释一下科学发展观?科学家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温家宝:科学发展观,第一是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得到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第二,全面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开放兼容与自主创新的结合,先进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三,统筹兼顾,就是要解决我们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问题。第四,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13亿人口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走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型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4个目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都离不开自主创新。
  艾伯茨:您考虑如何把科技引入农村?
  温家宝:我想介绍一点中国农村运用科技的情况。第一,实用技术推广,包括良种良法、节水节肥、高产高效。第二,农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让农业科技下乡,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农村需要科技,需要大批的科技人员。在这方面因特网将发挥很大作用,它可以传播科技知识,可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第三,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农村普及9年免费义务教育。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对贫困地区还实行了免除书本费,并且对寄宿生实行生活资助。我们还将实行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奖助学金制度,对职业学校实行全部免费。我曾经讲过穷人经济学和穷人教育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乃至世界,穷人还是绝大多数。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要面向穷人。今天我还想补充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也要面向农村,面向广大穷人。科技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比如沼气、太阳能发电都方兴未艾。
  艾伯茨:中国正在建设创新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不仅需要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还需要培养自己的创新人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积极的计划,未来将如何去做?
  温家宝:这是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方面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大批的创新人才。首先要从孩子做起,使他们从小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们进入中学、大学后,使他们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下培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我常讲: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第二,要使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因为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才能找到自己的源泉,因此我们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第三,要培养科学家的科学道德。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宽容失败。只有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救中国,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第二个方面是吸收和引进外国人才。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坚定的、持久的。在对外开放中,引进智力资源、引进科技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从这一点来说,科学家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国界的障碍,而为全人类服务。我们一定为国外科学家到中国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我以为这还不是主要的,应该使他们感到在中国他们的事业有发展的条件,他们得到中国的尊重,他们的成果得到中国的尊重,这就要保护他们独立的创造精神和知识产权。
  艾伯茨:真正的创新都是来源于20到25年以前的基础科学研究,我们担心美国缺乏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如果没有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如何能开创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未来?我了解到,中国把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比例确定为总体科研投入的5%,您认为这个比例是否足够?
温家宝:我个人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我认为,任何科技应用和开发的研究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源泉和动力。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往往因为急功近利而忽视基础科学研究,这是应该加以避免的。我们这些年不断加大力度,但我以为这个比重还是不够的。
艾伯茨:我的经验告诉我,发展基础科学是培养优秀青年科学家的最佳途径,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团队工作来培养自己的才干,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
  温家宝:您说对了。中国青年、特别是学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有优势的,他们勤奋、专心,而且十分投入。
  艾伯茨:在美国,我也有许多中国学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美籍华人对中国的强烈归属感,大多数人每年都要回来帮助中国。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帮助中国发展科技事业。这是与众不同的。
  温家宝: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来去自由,可以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服务。
  艾伯茨:他们是我们两国的纽带。他们在美国备受尊重,他们的子女也成为了美国公民。我认为这对世界和平是一项投资,他们可以跨越国界进行沟通。
  温家宝:我们不加任何限制,而且对他们努力促进中美科技合作,发展两国人民友谊采取鼓励的方式。
  艾伯茨:你也许知道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最近采取一种有效的方式,支持年轻科学家创新。我在中国见到了许多非常出色的年轻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学生,如果能获得类似的机会,将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
  温家宝:我们要重视年轻科学家。应该说,这一点我们做得还不够。在科学上不应该论资排辈,而要鼓励年轻人超过老年人,因为他们精力旺盛,富有创造精神。也许在前进的路上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代表着未来。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资助。
  艾伯茨:中国政府对奶粉事件的反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对保证食品安全有什么计划?
  温家宝:我们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严肃认真地处理这起奶粉事件,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第二,研究制定振兴中国食品业的规划。第三,加强立法,依法治理和监督从田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这次奶粉事件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我们觉得,事情发生在企业,但政府有责任,特别是在监管方面。奶制品产业的几个重要环节,原奶生产、收购、运输、加工、配方和制成品,这些环节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和检测要求,而且要有相应的责任,乃至法律责任。我再一次郑重强调,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政府一定能带领人民渡过这段由奶品事件所造成的困难,使中国的食品业有一个大的改观。所有的食品都要符合国际标准,出口食品还要符合进口国的标准。我以为,在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已经确定卫生部作为食品监管的主要部门。
  艾伯茨:另一个全球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合作的领域是开发更加高效的利用能源的方法。我们面临全球性危机,包括温室气体排放,资源短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如何做,将对全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能源使用和开发方面有什么计划?
  温家宝:中国是使用能源的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节能减排,搞好环境保护。我们一定要合理地使用能源,立足于节约,这就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转移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我们要采取坚决措施,包括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发展,鼓励节能环保企业的发展。现在中国每年自产约1.8亿吨石油,进口约1.7亿吨,对外依存度几乎达到50%。煤炭产量也超过25亿吨。这样大量消耗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将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后经济发展中,单位GDP能耗每年要减少4%,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要减少2%,我们还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减少石油和煤炭的使用量,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包括节能技术和碳捕获技术。我们的工业化才走了几十年的路,而发达国家已经走了200年的路。但我们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整个世界的严重性。
  艾伯茨:在应对这些全球性危机方面,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同发挥特殊作用。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在碳捕获等领域开展大规模合作。目前两国都在积极研究这项技术。美中两国科学家密切合作不仅可以加快进展,而且将向全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两国都认真重视这个问题,并愿意采取行动。
  温家宝:刚刚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是我们两国合作的一个新亮点。我们加强合作,向世界发出共同的信息,一道努力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我们都愿意同美国继续加深合作。
艾伯茨:我想问一个涉及范围更广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运用科学来推进外交?您是否认为各国科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合作研究,在科学界架起新的桥梁,来促进世界和平?
温家宝:我认为完全可以。首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在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和实事求是这一点上都有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特点,加强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与联系,容易增强共识,增进互信。第二,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比如因特网,因此科学家的相互联系交流也会促进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多一点科学语言,少一点外交辞令,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科技日报)
                                            (贝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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